2011年，我上大学二年级。首都师范大学的音乐学院和四川音乐学院有通过音乐治疗震区儿童心理创伤的合作项目。2008年震后，学校几乎每个月都会派遣音乐专业或者管乐团的特长生去北川羌族自治县的北川中学支教。截至我去时，每月去的人数渐少。所以我听说竟然还有名额时，便惊喜地报了名。
3月，我们出发前往北川。西行的火车上有位老人告诉我：“北方冻皮，南方冻骨。”言下之意便是，“别看你是北方人，到了四川，见天的没太阳一样够你喝一壶”。三天两夜之后，我们终于在四川绵阳站下了车，下车的时候我脚都软了，走路直打晃。那时我还不知道，老爷爷说的话竟然“一语成谶”，后来在北川的日子里，我只遇过两次晴天，也经常因为洗的袜子干不了而凑合穿上潮乎的。
之后我们又转乘汽车才到北川。说是北川，其实已经不是震前的北川。汶、北、青三川是2008年受灾极重的三地，同去的朋友去过地震原址参观，用手机拍回来的照片让人震惊难言。多年后，我看到一位女摄影师从叙利亚拍回的废墟，才再有了类似的感觉。所以，我们去的地方其实是建在别处的新北川。
到底有多新?我们去时那里几乎没有公共汽车，作为县级行政区域，除了新盖的楼几乎没有其他配套设施，想要采购东西，需要“预约”一辆私营出租车去附近的另一县城。我记得很清楚，为了削水果，同去的好友小郭还买了一把外形特别酷的水果刀，可他第一次拿出来炫耀的时候就划伤了手。彼时的新北川，连路边摊似乎都只有一家，我也只是在回京前夕才在当地老师的带领下去吃过一回。我记得几个人围坐在棚子下面，不知是月光还是街灯的光照下来，照得我心里难受。
难受是因为我短暂的支教生活要结了。支教的日子里，我教北川中学乐团的学生打击乐。五六个高一、高二的学生几乎没有基础，他们用的小军鼓在我看来也只是勉强能发声而已。高中时，我用的是所在中学乐团买的日本产珍珠牌交响小鼓，还不怎么觉得那是好东西。
乐器一般，但孩子们学得认真也开心，他们似乎能在“乒乒乓乓”的杂乱敲击中感受到很大的快乐。也许因为这份快乐，也许是因为我不留作业，又或者是之前来的支教老师们给他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们很喜欢我。
一次，因为受不住乍暖还寒还没太阳的阴冷天气，我感冒了，穿着两件棉服捧着热水杯跟学生们聊天。2008年地震时，他们才初一、初二，当时所在的老教学楼倒是没受什么损伤，旁边初三学生待的新楼却震塌了。提到这，大家都沉默了，我赶紧叫他们继续练鼓。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三周就过去了。天气阴冷，学校提供的宿舍关不紧阳台门，我每晚要跳窗户到阳台上，从外面用捡来的板砖抵住门才行。从小到大都吃得饱穿得暖的我有些想家，正好同行的一位大四学姐必须在下一周赶回北京参加毕业体检，我们大学又不放心她一个人坐火车回京，我便提前陪她回来了。这一回来，也就没赶上当地老师们口中，清明后北川气候好、景色好、油桃成熟的“最好的时节”。
临行前，我告诉几个学生我要走了，许是想获得他们的谅解吧，学生之间就传开了我要走的事。有个吹小号的学生，我并没直接教过他，但是两年前我们学校派过去的小号老师訾毅是我从初中就认识的好朋友，所以这学生也对我很热情。知道了我要走，他二话不说转身疾走。穿过黑暗的操场，我追上他，才发现他眼圈红了。这个十七八岁的大男孩委屈地说：“每次都是这样，来一个月就走!”我没法反驳什么，来北川中学支教的主要都是在校大学生、研究生，还要回去完成学业。只能半开玩笑地说：“我回去，也有作业要写。”他才有了些笑意。
其实支教这件事就是这样，大家的目的不尽相同。有的参与者报名时靠的是一时冲动，有的是利益(在职教师经过一定期限的支教可以回到原学校评职称、调级别)驱使。一部分人越支教越想逃离，而另一部分人则会对支教地产生感情。当然，思乡之情和对支教地的不舍并不矛盾。大学毕业以后我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支教了一年，那时产生的不舍就远胜于思乡之感。仔细想想，支教者能给受援地学生带去的，更多的其实不是知识，而是眼界的开拓。
就像我遇到的这些北川的学生，他们的音乐技艺其实很难有什么实质性的提高，比起北京孩子每周都有专业老师单独指导，他们间隔几个月甚至更长才能得到指导，老师还与上一次的不同。其实，音乐之于他们的意义，是让他们知道，这世间还有如此美好的声音、事物。因为每多一分对美的认知和向往，人就有越多一点善良的可能。
离开北川之前，我给学生们留了QQ号，还真有几个学生加我。其中有个女孩是乐队的小指挥，没课的时候她和其他几个学生还教过我简单的四川话，像“好安逸哦”、“巴适滴很”之类的。
我上研究生时，偶然翻看自己的QQ空间，发现她自己开了家服装店。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她当了妈妈。我始终没有主动给这些孩子在网上留过言或者发过消息。对于北川的学生们，我只是过客，但是我依然感谢他们给我的那些简单而美好的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