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有了初步的阅读能力那天起，借书寻书淘书读书始终与我相随相伴，阅读成为我人生最惬意的乐事。如果说一个人的学养内涵，有一个不断转化不断积累的过程，那么这个人对于书籍的需求品位，也有一个不断转化不断积累的过程。
我的第一批书籍没有花钱，是一位学者遗留给我的，他姓陶名德麟，“文革”期间因故下放住在我家，1980年的一个秋日，突然有几个穿制服的人把他带走，留下了近百本内容纯正、朴素大方的好书，比如柯切托夫的《叶尔绍夫兄弟》和伊凡·沙米亚金的《多雪的冬天》，还有影印的宋元明清的线装书。
初中求学的暑假，每当陶叔叔读书，母亲就嘱我给他添茶倒水，望我受其熏陶。他谈吐不凡，庄谐杂出，特别是小酌之后灵感迸发，逸兴遄飞，常常挥毫泼墨。陶叔叔一走杳无音讯，家兄结婚需要新房，父亲把我和家兄的住处以套门为界一分为二，我住的这边依门框大小，往墙里刚好凹回一本书的空间。稍加拾掇，居然成为一个挺实用的简易书架。我承继了陶叔叔的福泽，将其所遗之书存放于此。
代课三年，我感觉处处无家处处家，三个春秋的天道寒暑与人间冷暖，是图书给我以信念的导向和人性的慰藉。
我的办公室兼卧室陈设简单、鄙陋不堪，除了一张办公桌、几把折叠椅，最醒目的就是书，有中外名著，也有当时流行的《读者》《人民文学》《小说月刊》等文学期刊。这些读物能够最大程度上满足文化水平一般但又不安于现状小人物的“诗心”，让我获得一种智力上升的错觉，一种逃避现实的快感。书是越来越多了，没有归置的地盘儿，只能是一层层地往高处垒摞，要不就得请进纸箱里消停安歇。实在没有一点隙地，我就在土墙上钉了几个木头橛子，架起一溜包装用过的木条，把这些书籍放在上面，这就成了我的第二个书架。
其时，我有了不完整的《鲁迅全集》和《约翰·克利斯朵夫》，还有诸如《太平广记》《酉阳杂俎》《世说新语》《容斋随笔》和《史记》。有一段时间里，我格外偏爱这类书籍，不论开本大小，不论品相新旧，见一本买一本，买一本读一本，不仅增广了古代见闻，而且夯实了文言基础。孤寂的阅读中我尤为钦佩太史公之品行，他和李陵将军，一文一武，趣舍异路，素无杯酒交欢，竟能舍性命不顾，仗义执言，已是诸、刿之勇不能当。其辗转于生死之际的羞辱、恐惧和悲愤，五内俱焚、汗发沾背的心理创伤，非身临其境者，绝难体会，细细思量让我潸然泪下。还有《世说新语》通晓世情，遍地令人浅笑的小包袱，看似荒诞实为刺心。
在我狂热追寻文学梦之时，我的同事、曾经的武大教授因落实政策回武大，临行前告诫我“回一中去参加高考”，真乃命不该绝，那一年我插队还真的挤进了孙山之前。进入大学后享受着“漫羡而无所归心”的杂览，赖此点滴积蓄，今日得以混迹士类，讨碗饭吃。
2003年我买了新房，不仅实现了“居者有其屋”，而且“书者有其房”。书房有30多平米，沿两面墙做了书柜，自地到顶。我的书柜上不仅摆书，还摆了很多有趣的小物件，有的古朴稚拙，有的异域色彩浓厚。阿里山的桃木手串、莫斯科的琥珀制品、新加坡的鱼尾狮、海参崴的彩色鹅卵石……这些带着记忆与情感的小东西成排地摆在书脊前，“万卷书”与“万里路”相互映衬，错落有致。有了辞赋酎酒、丝弦佐茶的书房，我给书房取名“育林书舍”，因为我的新居就坐落在育林巷上。
新旧有交替，往来成古今。但凡读书人自然地、有意无意地偏爱那些常看常新的连续出版物，比如《南方周末》《收获》，比如《读书》《人民周刊》《博览群书》《书屋》等等。尤令我爱不释手的是《书屋》。一则因为其名，质朴而不失温馨；二则因为其实，厚重而不失鲜活。在《书屋》里，《读书》的重、《人民周刊》的轻、《博览群书》的杂，均被化解。因而，每当新一期《书屋》到来，我必“入住”其间，乐而忘返。
正是“喜新厌旧”情愫作祟，当年撩心拨肺的书籍只能在橱中沉睡，偶尔被唤醒一回，翻一翻，查一查，又送回去睡了，不知再见又是何月。《阿房宫赋》说秦宫女“有不得见者三十六年”，正像这些书的命运。走廊还有一橱，也藏着书，命运比秦宫女更苦些，只能被视为楚逐臣。因染读书催眠引梦之恶习，我卧室中式大床附近，选了一个设计精巧、节省空间的欧式古典书柜，上面放置册数不到两百，皆属“宠姬”，睡前必读。
“老了始知惜芳菲”，我珍视着那些或精心或随意或顺手淘来的书籍，无论是供正襟危坐阅读的高头讲章、皇皇巨制，还是供横卧顺躺、进餐如厕阅读的旁门左道、闲花野草，正是因为有了它们的存在，书房才有了存在下去的理由和价值。
进入知天命之年，我阅读的意义已经不只是汲取养分、领略愉悦，阅尽世态百相、人间万状，书房渐渐化成了生活支点。从读书藏书到书架书房，既有前因后果的必然联系，也有水到渠成的自然法则。某种意义上说，你的书房就是你自身的折射，也反映了你的生命状态。
（作者系湖北英山实验中学教师）